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昨天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，“减负”要从学校、校外、考试评价、教师教学、家长和社会等多方面进行，要在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，开展综合治理，建立一个健康的教育秩序，构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等两个关键环节发力。

　　“减负”事关千家万户。从上个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，启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，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“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”，再到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热议建言，“减负”问题不仅是全国两会期间热度最高的教育话题，也是关注度最高的社会话题之一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“减负”几乎贯穿基础教育改革全过程，“减负令”一个接一个下发，但学生的负担很难说降下来了多少。一些地方出现了“校内减负校外增负”的现象，过高的校外教育支出让不少家庭不堪重负。以“减负”实效赢得社会的支持，提升民众的获得感，既是长久大计，也是当务之急。

　　减轻中小学生校外负担是“减负”的重要任务。近年来，校外培训机构迅猛发展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参与人数多达1.37亿、消费额高达8000亿的庞大市场。校外培训机构具有满足多样化、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功能，但在校外培训市场繁荣的背后，是一些培训机构超前、超纲教学和绑架家长、学校教育的乱象。这些做法不仅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规律，也破坏了教育生态，使家长陷入“囚徒困境”之中。要让家长和学生有获得感，首先要从整顿校外培训机构，禁止超前、超纲教育等违反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办学行为开始。

　　“减负”也是维护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。由于城乡以及地区的差异，不同家庭在校外教育支出上呈现较大的差异，而市场上的各类学科培训班多以强化训练为主，有很强的应试倾向。城乡家庭在校外教育支出的差距，一方面将加剧考试竞争压力，另一方面也将拉大城乡学生升学竞争力差距，由此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和社会不平。为促进教育公平、维护社会公平和增强社会正向流动，“减负”势在必行。

　　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，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壮大，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不仅体现在一篇篇“十万加”上，还真切反映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，反映在不断增加的校外教育消费上。学生为过重的学业负担付出的是时间和精力，家长付出的则是金钱。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，不少家庭尤其是大城市的中产之家生育意愿不强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育儿成本太高，其中教育成本占了相当的比重。“减负”不仅是教育问题，“减负”需要全社会支持和配合，反过来看，“减负”成功不仅将惠及教育，也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生态的改善。

　　“减负”还是提升教育品质，应对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，对未来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。如果继续采取应试教育模式，学生被大量简单、重复、机械的训练所充斥，将难以培养和形成较高级的创造力、融合力、应变力、感知力，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。要唤醒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和动机，为他们营造自由的成长空间，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要求的创新思维、实践能力、社会责任感和正确价值观，就必须减少那些机械单调、枯燥乏味的重复训练，必须卸下应试教育模式的沉重负担。

　　日本、韩国等国家也曾出现过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，有的甚至比中国现在更严重。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，也只有在发展中求得解决。随着学校、校外、考试评价、教师教学、家长和社会等多方面措施综合推进，相信“减负”问题能够在发展和改革中得到解决，让学生、家长、学校和社会都有更大的获得感。

关键词：减负,实效,获得感